曾任长安园管办主任李某和鲁良栋在证言中称,造成了国家财政资金损失约10个多亿,主要有以下原因:一、拆迁公司存在暗箱操作,先定好了拆迁公司后才进行的招投标,并在招标过程中弄虚作假;二、长安园管办与鸿建公司签订协议有问题,被拆迁户和拆迁公司迁安置协议,而不是和长安园管办签,拆迁公司私刻了公章,对公章管理失控,为虚增面积创造了有利条件;三、委托评估公司时,本应该由长安园管办与评估公司签协议,并由长安园管办监督,但实际是由拆迁公司与评估公司签订,并由拆迁公司支付评估费用,导致评估脱离监管;四、长安园管办没有履行监督职责,对工程的实物量没有审核,当财政局要求说明为什么拆迁面积从110多万平方米增加到241万平方米,他们却让动迁公司自行进行核实,为拆迁人员套取国家资金打开了最后一道关口。

香港中文大学选择在深圳建校是经过仔细考量的。徐扬生解释:“构思在内地办校之时,曾研究全国高等教育及研究单位的分布,发觉作为渤海湾、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经济区域中心的北京、上海和深圳,教育发展非常不平衡。以重要大学和国家级研究所数目来看,北京各有30多所和200多所,上海则有20多所及六七十所,而深圳当时就只有一所深圳大学,国家级的研究所更是阙如,即使把整个广东省计算在内,也不过七八间,由此可见,珠三角面对高等教育和科技发展未能配合的根本问题,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点。”